何彦霄 | 兴都库什山作为方法——中亚与印度的希腊主义

如果说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阿富汗是一个破碎的国家的话，那么，将阿富汗分作南部与北部的兴都库什山脉是其重要因素之一。不过，从各方面来看，兴都库什山在古代都没有成为交流的阻碍，反而是中亚和印度河流域交流的要道。在中亚和印度河流域，今天以阿富汗北部地区为中心的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那考古文化（BMAC）和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巴文化差不多同时期辉煌于公元前三千纪后期与前两千纪初期。这两个文明之间存在密切的交流，位于今天兴都库什山东北地区的索尔图盖（Shortugai）遗址是哈拉巴文化在中亚的“前哨”，见证了印度河文明与中亚地区通过兴都库什山脉的交流。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考古学家有“公元前三千年亚洲中部交流圈”（Middle Asian Interaction Sphere）的说法，以此概括这一时期欧亚大陆文化交流之频繁。位于欧亚大陆中央的中亚地区，则是这一交流圈的核心。可以认为，往来于兴都库什山两侧的交流是这一交流圈的一个微观缩影。

∆ 哈拉巴文化摩亨佐达罗遗址

在中亚和印度河流域，青铜文明在公元前两千纪早期就逐渐衰落。由于这里没有像其它文明那样留下文献（尽管《梨俱吠陀》可能产生于这一时期，但很难将其有效用作史料），我们对于公元前两千纪到前一千纪中期这一地区的状况了解非常模糊。公元前6世纪波斯帝国的兴起改变了这种状况，波斯将从地中海东岸到印度河流域的广大土地纳入帝国统治之下。兴都库什山以北的地区是波斯的巴克特里亚省（Bactria），以南的地区是阿拉霍西亚省（Arachosia），印度河流域诸小国则向帝国纳贡。尽管如此，相比于地中海沿岸和近东地区，我们对波斯帝国治下中亚和印度的了解仍然非常少。真正情况好转则是亚历山大东征时期，而这得益于对亚历山大远征的详细记录。

∆  贝希斯敦铭文上刻画的进贡的中亚人

根据阿里安的记载，公元前330年，波斯末代皇帝大流士三世在被亚历山大击败后，被巴克特里亚总督贝苏斯暗杀，贝苏斯自称阿尔塔薛西斯四世，在中亚称帝。有鉴于此，亚历山大改变了远征的口号，从为希腊人复仇波斯，变成代替波斯皇室为大流士三世复仇，并从伊朗高原西部继续东进。亚历山大从伊朗南部来到兴都库什山（在希腊文献里称作高加索山），在这里根据自己的名字建立了亚历山大里亚城。然后，亚历山大跨越了兴都库什山（ὑπερέβαλε τὸ ὄρος τὸν Καύκασον），进入巴克特里亚。亚历山大从前334年从巴尔干半岛进入小亚细亚西北部开始东征，到前329年，这五年间较为顺利得将三分之二个波斯帝国打下。

∆ 《亚历山大马赛克》，地板镶嵌画

约公元前一世纪，272×513 cm

展现了亚历山大和波斯国王大流士三世交战的场景

发现于庞贝城牧神之家，现藏于意大利那不勒斯国家考古博物馆

对于波斯帝国最东部的中亚边疆，亚历山大也许一开始并没有预期会停留太久。不过，预想不到的是，尽管他很快就处决了贝苏斯，但由于没有处理好和当地中亚贵族的关系，引发了当地贵族叛乱。亚历山大身陷与中亚各势力游击战两年之久，直到娶了巴克特里亚首领奥克苏阿尔特斯（Oxyartes）之女罗克姗才得以控制局面。有趣的是，在中亚局势相对稳定后，亚历山大再次跨越兴都库什山，开始了他征服的最后一站：印度。根据阿里安的记载，亚历山大在兴都库什山建立了帕拉帕米萨德省（Parapamisadae），并任命波斯人图里伊斯皮斯（Tyriespis）作为行省长官，统治范围包括今天的喀布尔地区。

对于希腊史家而言，亚历山大东征中亚和印度仅仅代表亚历山大去了希腊人认知范围内最遥远的东方，但从东方角度而言，亚历山大东征是可以比肩波斯帝国在公元前481到前479年远征希腊大陆的军事事件。从波斯视角来看，著名的希波战争是波斯人向其西部边疆扩张的失败。尽管如此，从公元前412年波斯介入伯罗奔尼撒战争起到前386年大王和约的签订，波斯实现了对希腊大陆局势的间接控制。同样，对于波斯帝国控制较弱的东部边疆和印度河流域，亚历山大东征不经意地将波斯帝国的统治进一步深化到其东部边疆。因此，正如亚历山大进军中亚的口号是为大流士三世复仇那样，亚历山大的印度远征也不应该仅仅看作是一次希腊-马其顿征服，因为伴随亚历山大的不仅有希腊-马其顿人，更有中亚本土士兵。

根据阿里安记载，就在亚历山大于公元前325年基本平定印度河流域诸侯时，亚历山大的岳父奥克苏阿尔特斯来到印度，亚历山大遂任命其岳父为兴都库什地区的总督。也就是说，控制中亚和印度之间要道的行省的指挥权交到了曾经巴克特里亚地区最重要的贵族那。从实际情况来说，亚历山大征服印度河流域，受到最直接影响的也不是希腊-马其顿人，而是中亚人。尽管没有材料明确表示，但我们可以假设亚历山大的印度征服某种意义上是他娶了罗克姗后给中亚贵族们的“投名状”。无论如何，可以确定的是，亚历山大对印度的征服并不是一场单纯的希腊-马其顿远征，其背后有中亚的利益。特别是，尽管亚历山大进军中亚的口号是处决贝苏斯为大流士三世复仇，反讽之处在于，亚历山大实现的正是贝苏斯曾经的计划：以中亚为基，重建波斯帝国。

∆ 《被亚历山大处死的贝苏斯》

安德烈·卡斯塔涅 绘，1898-1899年

更重要的是，亚历山大在平定印度河流域后，从当地诸侯那得知，在更远处的恒河流域存在更强大的印度势力。这一方面不见于阿里安记载，而见于迪奥多鲁斯与昆图斯·科尔提乌斯记载。根据记载，恒河流域最强大的首领是桑德拉梅斯（Sandrames），其拥有3000头大象。这引起了亚历山大进一步东征的欲望，但由于他无法说服已经疲倦不堪的希腊-马其顿士兵，最终班师回朝。尽管相关记载不可避免带有一定传说色彩，但其反映的是希腊-马其顿人对摩揭陀在恒河流域扩张的初步认知。今天的古典学家在处理印度时，不可避免地将印度假设为遥远的东方。但是，从印度的角度看，当亚历山大进入印度之时，已经是孔雀王朝兴起并统一南亚次大陆的前夜。这一地缘政治变动对认识接下来的中亚历史极其重要。

亚历山大从印度回到巴比伦后在前323年突然去世。按照正统希腊史叙事，接下来是长达22年的继承者战争（The Diadochi Wars）。最后，以叙利亚为中心的塞琉古帝国和以埃及为主的托勒密帝国在公元前301年定型，占据了马其顿本土并控制希腊事务的安提柯王朝也于公元前3世纪初形成。自此，地中海和近东中亚世界进入三国鼎立的希腊化时期。在中亚，大家的印象是塞琉古王朝于公元前305/4年“继承”了亚历山大在中亚的征服成果，在亚历山大去世后的这20年内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亚历山大去世后，亚历山大的将领和马其顿贵族在瓜分亚历山大遗产时，没有改变亚历山大在东伊朗、中亚和印度地区的行政任命。即使后来由于中亚地区希腊士兵的叛乱，马其顿元老安提帕特尔（Antipater）对行政安排做了基本调整，总体状况仍然比较稳定。

在继承者战争中，中亚和印度地区对地中海和近东事务最明显的参与是公元前316年在伊朗高原发生的伽比耶尼（Gabiene）战役，作战双方是亚历山大生前的助手优美尼斯（Eumenes）与马其顿元老安提格诺斯（Antigonos）。在亚历山大的母亲奥林匹娅（很有可能还有亚历山大的中亚妻子罗克姗）的支持下，优美尼斯不仅有亚历山大生前的银盾卫队支持，更得到所有中亚和印度总督人力上的支援。根据迪奥多鲁斯（Diodorus）的记载，除了亚历山大的岳父奥克苏阿尔特斯和巴克特里亚的总督斯塔萨诺尔（Stasanor）外，其他总督都亲自带兵参与。

尽管如此，这些总督并没有太好配合优美尼斯。迪奥多鲁斯记载道，在战争中间这些来自中亚和印度的总督们和优美尼斯说“他们需要回到高地行省”（δεῖν ἀποχωρεῖν εἰς τὰς ἄνω σατραπείας），他们的不配合也成为优美尼斯战败的原因之一。

∆ 迪奥多鲁斯《历史丛书》书影，1746年

但从中亚和印度的角度而言，这是否暗示着在公元前317/6年之时，中亚和印度发生了重大变故？进一步的暗示来自安提格诺斯在击败优美尼斯后处理马其顿银盾卫队的方式上——迪奥多鲁斯和普鲁塔克都提到，安提格诺斯故意让他们去阿拉霍希亚去帮助当地总督斯布尔提乌斯（Sibyrtius）；这两位作家都强调，安提格诺斯想让这些卫队命丧中亚。同时，迪奥多鲁斯还提到，安提格诺斯不敢去处理中亚事务，即便中亚的总督们帮助了优美尼斯。

没错。无论是亚历山大的岳父和巴克特里亚总督的缺席，还是中亚总督们在战役中途要求回去，还是安提格诺斯在战后对待中亚的态度，都表明当时中亚面临着大麻烦。

古史学者都知道，孔雀王朝于公元前4世纪末兴起于南亚次大陆，是南亚最早的帝国。同时，孔雀王朝开国国王旃陀罗笈多与塞琉古王朝开国国王塞琉库斯一世于公元前305/4年签订条约，兴都库什山以北归塞琉库斯，以南归孔雀王朝。如果亚历山大进入印度后已经感到恒河流域在难陀王朝扩张下的变动，而迪奥多鲁斯记载的中亚总督们的反常举动则可以说是现存史料里记载对孔雀王朝兴起的最早的外部反映——即孔雀王朝在恒河流域的兴起并向西扩张，给中亚和印度河流域的总督们带来极大的压力。与此同时，在查什丁（Justin）所摘抄的公元前1世纪来自高卢的拉丁史家庞培乌斯·特洛古斯（Pompeius Trogus）的著作之中，有着希腊拉丁文献里关于旃陀罗笈多的最详细的记载，特别强调他“然后着手于战争，对付亚历山大的行政长官们”（Molienti deinde bellum aduersus praefectos Alexandri）。这里“亚历山大的行政长官“无疑指的就是在中亚和印度河流域的希腊-马其顿总督。

位于兴都库什山以南的阿拉霍希亚也许对这一压力感受更加直接和明显。特别是，后来写有《印度志》的麦伽斯提尼（Megasthenes）提到，他曾经代表阿拉霍西亚总督斯布尔提乌斯出使孔雀王朝。关于麦伽斯提尼，现在北美最有影响力的希腊化史专家保罗·科斯敏（Paul Kosmin）在其多处论著里强调，麦伽斯提尼的《印度志》是塞琉古空间意识形态的自我投射。而为了论证这一点，科斯敏竭力要论证麦伽斯提尼出使印度一定发生在塞琉库斯与旃陀罗笈多签订条约之后（即前305/4年之后）。事实上，我们不需要一定认为麦伽斯提尼出使印度发生在塞琉库斯建国后。相反，麦伽斯提尼可以在更早的时候代表阿拉霍西亚总督就出使了印度，并在后来可以根据他之前对印度事务的掌握，为塞琉库斯一世写作《印度志》。因此，如果我们抛开塞琉古的视角，从孔雀王朝兴起给中亚带来的挑战本身出发，麦伽斯提尼提到的他代表阿拉霍希亚出使孔雀王朝这一事迹反映的是这一时期中亚行省与孔雀王朝的交涉。

∆ 桑奇大佛塔西门，始建于公元前三世纪阿育王时期

当然，尽管我们根据这些蛛丝马迹，可以重构孔雀王朝的兴起对中亚局势造成的挑战。不幸的是，我们对于公元前315年到305年的中亚和印度的了解可以说是一片空白。唯一知道的是在公元前312年的伽扎（Gaza）战役，托勒密一世和当时寄居在埃及的塞琉库斯一世一道击败了安提格诺斯之子德米特里乌斯（Demetrius）后，塞琉库斯回到巴比伦，进而进军中亚，最后于前305/4年和旃陀罗笈多瓜分了兴都库什山南北。

正是因为材料的缺乏，学者们才一般认为塞琉古帝国直接“继承”了亚历山大在伊朗和中亚的遗产。但实际情况比这复杂，因为按照这个现有叙事，不合逻辑的是：1.伽比埃尼战役结束后，安提格诺斯希望染指巴比伦，时任巴比伦总督的塞琉库斯不敢得罪安提格诺斯，才逃到埃及的托勒密那里；2.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安提格诺斯都不敢染指中亚事务，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不敢得罪安提格诺斯的塞琉库斯可以轻易获得中亚。唯一的解释就是，中亚地区出现了大变动，塞琉库斯一世利用了这个变动〔澳大利亚的著名亚历山大研究专家博斯沃思（A.B.Bosworth）已经提到这一问题背后有不合逻辑处，但他没有进一步深挖背后的历史内涵〕。也正是因为如此，迪奥多鲁斯的记载特别都强调塞琉库斯和其士兵们不顾一切打天下，奔向中亚。

∆ 塞琉库斯一世的银币

除此之外，在公元前310年，卡珊德尔（Cassander）处死了亚历山大的遗孀罗克姗及其子亚历山大四世。迪奥多鲁斯记载到，这一举动实际让所有马其顿贵族们都松了口气，他们不用再担心自己的合法性问题。在公元前306年，大家先后加冕，称自己为国王（basileus）。这对于塞琉库斯一世则更加重要，因为像亚历山大一样，他也娶了一中亚妇女阿帕玛（Apama）。但不同的是，罗克姗是支持亚历山大的奥克斯阿尔特斯的女儿，而阿帕玛是反对亚历山大的中亚首领斯皮塔美尼斯（Spitamenes）之女。因为奥克斯阿尔特斯被亚历山大任命为兴都库什的总督，我们可以认为，罗克姗所在家族因为和亚历山大的联姻而获得了显赫的地位。而阿帕玛的家族里，她父亲死于反抗亚历山大。尽管我们没有直接材料，我们可以非常合理推断，与罗克姗家族获得荣耀相反的是，阿帕玛的家族处于劣势。

因此，尽管希腊化史家一般强调阿帕玛的中亚背景在帮助塞琉库斯一世获得中亚里起了重要作用，我们也应该强调阿帕玛帮助塞琉库斯建国，也为自己的家族重新获得了荣耀，尤其是在罗克姗和亚历山大四世被处决的情况下（无论亚历山大史家还是《史记》都有强调中亚妇女的重要性）。阿帕玛的儿子安提奥库斯一世后来也是塞琉古王朝的第二任国王（位于小亚细亚西部的希腊城市米利都于前299/8年设立铭文对阿帕玛与安提奥库斯一世表示尊敬）。

∆ 《亚历山大大帝和罗克珊》，罗塔里 绘

布面油画，1756年

现藏于圣彼得堡隐士博物馆

塞琉库斯在亚历山大的马其顿将领里是相对边缘的人物，因为这种边缘的地位，使得在公元前324年的苏撒婚礼中，他无法像其他将领那样娶得波斯皇室女子，而娶到的是一位反抗亚历山大的中亚贵族之女。但正是这种边缘性及其他在早期继承者战争中的隐忍退让态度，使得塞琉库斯有勇气在中亚因为孔雀王朝兴起和扩张发生重大变动的时，不顾一切前往中亚，与旃陀罗笈多交锋，和他以兴都库什山为界，瓜分了亚历山大在中亚和印度的遗产。在罗克姗去世的情况下，他娶的阿帕玛也成为了建立他在中亚合法性的筹码。

尽管塞琉古与孔雀王朝以兴都库什山为界，兴都库什山并没有成为阻碍两地交流的障碍。在大约公元前250年代，孔雀王朝最著名的国王阿育王在今天阿拉霍希亚的首府坎达哈城内及其西部郊区分别树立了两座铭文。城内的铭文是对阿育王在印度中北部卡尔西（Kalsi）的铭文的希腊语翻译，里面讲述了阿育王与希腊化国王们的联系；在城郊的铭文则是希腊语和阿拉姆语双语，讲述了阿育王对民众的伦理教化（一般认为是基于佛教理念）。这些铭文表示，尽管阿拉霍希亚在孔雀王朝统治下，其和兴都库什山以北的巴克特里亚一样，正在经历着同样的“希腊化”过程，希腊语是这里的行政语言。

∆ 塔达哈的阿育王双语铭文

阿育王之后，孔雀王朝逐渐衰落。对此，希腊化世界有相关回应。根据波利比乌斯（Polybius）记载，在公元前204年，塞琉古国王安提奥库斯三世“跨过高加索山（即兴都库什山），下行到印度”（ὑπερβαλὼν δὲ τὸν Καύκασον καὶ κατάρας εἰς τὴν Ἰνδικήν），与索菲伽塞诺斯（Sophagasenus）签订条约，恢复昔日友谊。索菲伽塞诺斯不见于印度文献记载，他应该是印度西北部的一个小王，这背后反映的是位于兴都库什山以北的希腊化世界对南亚政局变动的反映。在此之前，安提奥库斯三世在巴克特里亚与当地国王欧图德穆斯（Euthydemus）一世打了两年之久的战争，以安提奥库斯三世承认欧图德穆斯一世在巴克特里亚的合法性的告终。双方还进行了联姻，安提奥库斯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欧图德穆斯之子德米特里乌斯。安提奥库斯三世之后就回到地中海，处理小亚细亚和希腊本土事务，最后与正在地中海势力东扩的罗马产生冲突，于公元前190年在小亚细亚的曼尼西亚（Magnesia）战役上败给罗马，签订了割地赔款的阿帕米亚条约，这一事件一般被看作是晚期希腊化世界的开端。

但与此同时，希腊化世界也持续地关注着兴都库什山南部的事务。大约在前204-前190年间，德米特里乌斯跨越兴都库什山，夺取孔雀王朝位于今天阿富汗南部和巴基斯坦境内的领土。这一军事行动成为所谓“印度-希腊王国”建立的开端。尽管我们对于印度-希腊王国的历史所知主要局限在钱币材料，如果我们把印度-希腊王国的建立与亚历山大东征后的中亚印度事务结合起来，可以看出，孔雀王朝在兴都库什山以南的兴衰，是理解山以北的希腊人在中亚的事务的关键。

不过，在查什丁的摘抄里，提到希腊-巴克特里亚国王欧克拉提德斯（Eucratides）在大约前140年代，成功征伐印度后回巴克特里亚的途中，被其子杀死并抛尸野外。虽然我们无法断定欧克拉提德斯是死于兴都库什山以北还是以南，但他无疑是跨越了兴都库什山，去征伐印度，并在回程途中遭遇了政变。

与此同时，根据位于今天阿富汗与塔吉克斯坦交界处的城市阿伊·哈努姆（Aï Khanoum）的考古发现，还可以从自下而上的角度一瞥欧克拉提德斯时期兴都库什山两侧的交流。阿伊·哈努姆不仅出土了不少印度体裁的艺术品，更重要的是，在其王宫里发现的用希腊语写的经济档案里，我们可以看到，巴克特里亚名字的财政官员在处理印度钱币。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对《史记·大宛列传》里张骞记载的印度事务有更立体的看法：

骞曰：“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大与大夏同，而卑湿暑热云。其人民乘象以战。其国临大水焉。’”

这里的大夏即巴克特里亚。尽管我们没有考古材料可以确认来自四川的商品真的在这一时期到了巴克特里亚。但无疑可以确认的是，巴克特里亚和印度存在着紧密的经济联系。在阿伊·哈努姆的经济档案里，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财政长官往往是希腊人，但下面的财政官员有不少巴克特里亚人。这说明，希腊统治者有赖巴克特里亚人的经济才能，尤其是涉及到与印度的经济关系。《史记》里记载的“吾贾人往市之身毒”正是对该关系的直接记载。更重要的是对印度自然地理的描述：“卑湿暑热”。尽管只有四个字，却包含了从巴克特里亚（无论是希腊移民还是巴克特里亚本土居民）跨越兴都库什山来到印度的身体体验（embodied experience），“卑”无疑是从巴克特里亚的高地的角度来看印度低地，“湿”也表现出印度湿热的环境与巴克特里亚的干燥环境的对比。

∆ 《张骞出使西域图》，位于敦煌莫高窟第323窟北壁

另外，还提到了“其人民乘象以战”。这是汉文文献里对印度人用象作战的第一次记载。在张骞到达巴克特里亚时，希腊人在当地的统治刚刚结束，欧克拉提德斯去世也不过二十年左右。从公元前3世纪末到前140年代，这连续六十多年的作战，巴克特里亚当地民众无疑对此还有鲜活的记忆。尽管张骞得到的信息是基于商人的视角，我们可以从这里面间接读出巴克特里亚与印度战争在后希腊化时期的痕迹。但更重要的是，中国基于巴克特里亚与印度的跨兴都库什交往，积累了关于印度的初步知识。

∆ 欧克拉提德一世的二十斯塔特金币，重169.2g，直径58mm

目前发现的最大的古典时代金币，现藏于巴黎徽章古玩收藏馆

在希腊人对巴克特里亚的统治结束后，占主导的是北方迁徙而来的游牧民族，包括月氏人、塞人等。他们主导了中亚和印度河流域事务，也成为这一时候同时向东西扩张的帕提亚帝国的挑战。最后，在公元1世纪中叶左右，贵霜兴起，重整了中亚事务。在公元1世纪的希腊文献《厄尔特里亚航行记》里提到，来自地中海（很有可能是埃及）的商人在印度西北部的重要港口巴鲁伽杂（Barygaza, 今古吉拉特），听说北边有非常善战的巴克特里亚人。学者一般认为，这是希腊拉丁文献里关于贵霜兴起的反映。如果张骞根据巴克特里亚的商业网络，了解到兴都库什山以南的印度的话；罗马时期的地中海商人，也同样通过印度的商人网络，初步了解到位于兴都库什山以北的巴克特里亚在贵霜兴起背景下的地缘政治变动。不过，对于这一变动，反映最明显的还是中国。在公元88年班超带领的汉朝军队打败企图染指塔里木盆地的贵霜军队后，贵霜就转而经营印度，《后汉书·西域传》里对印度记载如下：

丘就却年八十馀死，子阎膏珍代为王。复灭天竺，置将一人监领之。月氏自此之后，最为富盛，诸国称之皆曰贵霜王。

这一记载无疑是从贵霜的角度去看印度，是汉朝对贵霜势力从巴克特里亚跨越兴都库什山占领了印度北部这一局面的反映。对于此，贵霜自己也有意识形态宣传。在公元127年，贵霜最著名的国王迦腻色伽在兴都库什山中的苏尔科塔（Surkh Kotal）附近的村庄拉巴塔克（Rabatak）的神庙里树立了铭文，不仅构建了贵霜的王室谱系，也记载了对印度的征服。贵霜对印度的征服可以说极大促进了中国、中亚和印度的文化交流。尽管贵霜并没有以佛教立国，佛教在贵霜统治下依然得到极大发展，以中亚为中介，跨过兴都库什山传播到中国，极大改变了东亚文化的面貌。

∆ 迦腻色迦像，现藏于印度马图拉博物馆

日本著名中国中古史专家谷川道雄认为，与汉朝相比，唐朝在处理和整合族群问题上更成功，造就了隋唐比汉朝更开放的世界帝国性格。我们可以说，与曾经尝试跨过兴都库什山统治印度的希腊-巴克特里亚势力相比，贵霜在统治兴都库什山两侧的多种族群和文化上更为成功，它让中亚真正成为了欧亚十字路口。而兴都库什山两侧的中亚与印度文化交流则是这一十字路口的缩影。从某种意义上，公元前三千纪的亚洲中部交流圈在贵霜时期出现了“复活”。

此外，迦腻色伽还在拉巴塔克铭文里强调，他下令用希腊字母书写巴克特里亚文（雅利安文）。这是贵霜继承希腊化在中亚的遗产的表现。此外，在兴都库什的贝格拉姆（Begram, 可能就是亚历山大建立的亚历山大里亚）地区，发现了来自地中海、近东、南亚和中国的各种物质文化。根据贵霜考古学家劳伦·莫里斯（Lauren Morris）的解释，这表明贵霜时期的精英们对希腊文化的记忆。而从接受的角度来看，尽管我们可以说贵霜比希腊化中亚更加重要，它在西方学界也仅仅被看作希腊化的余波，而这又与西方在近代殖民东方时的亚历山大情结有关。

∆ 《走过兴都库什山》企鹅版书影

这一亚历山大情结也是我们读埃里克·纽比的《走过兴都库什山：深入阿富汗内陆》的一个视角。对于该书，罗新先生在“推荐序”里有精当的介绍。根据这里所主要回顾的古代历史，当纽比来到阿富汗东北部的卡菲尔斯坦（今天的努里斯坦）时，好古之情奔涌，开始怀古。他引用了阿里安关于亚历山大在兴都库什遇到狄奥尼索斯崇拜的记载，并且认为卡菲里斯坦的卡菲尔人是希腊人在中亚的后裔。对于前者，这是因为当希腊-马其顿人发现兴都库什山的居民有喝葡萄酒习惯和相应的狂欢仪式时，将其纳入希腊人的狄奥尼索斯崇拜塑造的宗教认知框架里；而对于后者，则是当19世纪的欧洲旅行家来到兴都库什地区，发现卡菲里斯坦当地人是和欧洲人一样的白人时，认为他们是波斯帝国或亚历山大时期移居中亚的希腊人后裔。这一观点现在已经被研究该地区的人类学家们所否定。因此，纽比重复的是古今意识形态共同构建的“老调”。

不过，纽比不是学者，我们不需要用学术的角度去评价他的观点。相反，正是这种意识形态为我们读纽比的书增加了一个视角。张骞来到巴克特里亚时，是希腊统治在当地刚刚结束之时；同样的，美国势力退出阿富汗，阿富汗的变动引起了当代中国对中亚前所未有的关注，无疑也促进了对相关知识的需求。而纽比来到阿富汗时恰恰处于英国退出南亚次大陆（1947年）和苏联入侵阿富汗（1979年）之间。他对这一特定时间节点的阿富汗的记载，加上高超的叙事技术，让这本书成为我们认识阿富汗的一个有趣和独特的视角。而要了解西方人对阿富汗的认识，亚历山大东征及其之后中亚和印度的一系列变动也是我们绕不开的一个源头。

（注：本文作者何彦霄，现为芝加哥大学古代史博士候选人）

延伸阅读

（编辑：陈一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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